中國1994年實行分稅制以來的財政制度表現出了財力與職能不匹配、財政性質與國家性質相沖突、不利于強化國家治理能力的弊端。“新常態”下中國現代財政，必須充分體現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履行“新四大職能”，遵循“五大原則”，以是否實現了“新四大職能”為財政參與社會財富分配程度的標準。

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下的美國社會，不僅有可能普遍出現人道主義危機，而且以種族矛盾和文化沖突為代表的社會分裂將更趨惡化。

由于毛澤東在黨的重要歷史轉折關頭善于反思和總結大革命后期所犯錯誤并吸取歷史教訓，避免了重蹈大革命后期的錯誤，逐漸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毛澤東對抓住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重要的理論生長點、關鍵點的準確把握，對促進毛澤東思想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新技術革命正在按照自身的規則模式擴張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領域，不斷突破人類的既有認知和法律、倫理與社會規范體系，產生人類社會無法預知的各種風險，客觀上要求國家治理機制不斷創新以規范和推動新技術革命的健康與可持續發展。其結果是，新技術革命與經濟全球化相互作用之下所產生的各種風險，不僅對世界各國治理能力提出了更大挑戰，而且正在進一步推動國家能力的分化。

在希臘和西方歷史上列國競爭的悲劇性政治現實中，柏拉圖的這一未能實現的主張，讀起來更像是回響悠遠的哲學式勸勉；但卻更接近中文語境下有著悠久傳統的中國之為“中國”的政治教義之所在。在全人類面臨共同的全球威脅、日益凝結為命運的共同體時，“中國”之為“中國”的教義和教化，超越城邦與主權國家的相互競爭，包含著新秩序的可能性。

西方社會政治思想影響了后蘇聯地區精英，后蘇聯地區左翼政黨沒有駛入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發展的航道，而是在“民主社會主義”理想與社會正義之間搖擺，進行社會民主主義信條現代化的“新修正主義”嘗試。

如果我們回到經典馬克思主義語境的話，就會發現，朗西埃并沒有涉及到對當代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和歷史的批判，而離開這樣的維度，僅僅試圖通過文學或者美學來思考人的未來的可能性，在這種美學的政治所建構起來的新的感性空間之內，人的解放會是可能的嗎?

這篇文章強調了調查研究的極端重要性，闡述了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凝煉了毛澤東思想的一些理論精髓，具有奠基性作用。

迫于資本全球化的壓力，全球各地普遍發生極度不平等的勞資關系；勞動力的異化已擴展至私人財產屬性的異化。

本文觀察數十年來中國古裝劇的歷史變遷，越是生活在一個社會結構固化的社會，人們越是渴望“見證奇跡的時刻”。但誰才會是這個幸運兒？

“戰時相”是豐子愷創作中一個頗為復雜的主題。其中，有些作品是有感于某個最能體現戰爭殘酷的驚悚瞬間，提筆對時事和見聞的描繪，其意在于記錄現實、激勵民氣。

由于歐美的民粹主義力量對各社會集團缺少一種更為細致和具體的政治經濟學與政治社會學分析,所以無法提供一種真正具有替代性的新政治秩序,這就凸顯了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政治經濟分析方法的重要性。

而美元霸權是美國霸權的核心，同時也是其最薄弱環節。由于美國硬軟實力正在發生一系列變化，美元霸權的基礎正在動搖，前提正在喪失。

劉復生始終堅持文學、文化批評的當代性和政治性，使得批評這一20世紀中國文學、文化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文體依然發揮著社會職能。

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 使帝國主義侵略者懂得：中國“ 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那個軟弱無能的國家了”，“ 現在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 是惹不得的”，“ 如果惹翻了， 是不好辦的”。

普通村民對“癌癥-污染”的認知及應對，不僅受制于科學，也深受經濟社會因素的影響。

深度不確定條件下的決策質量取決于四種能力：及時的信息收集分析能力，高效的組織動員能力，靈巧的監測評估能力，快速的調整轉變能力。

在阿爾都塞看來，孟德斯鳩作為馬克思“歷史科學”的一個不自覺的先驅，以其全部的“不自覺”，暴露了馬克思將要自覺地表述出來的歷史科學的一個真正秘密：意識形態的秘密。

從“秧歌下鄉”到“鄉下秧歌”，解放區文藝實踐開始有意識地發掘與激活農民自身的文化主體性。

《資本論》由于自身特殊性質，注定成為理論生產的思想之泉、方法之石。以當代歷史實踐為工作條件和實施意蘊的《資本論》根本是行動的語境，目的是創造出歷史歷史之思、歷史之語的規定疊映的新境界，生出“實踐的邏輯”和“行動的話語”。春景與繁花并茂，落霞與孤鶩齊飛；以歷史啟動方法，以理論啟示方法，中華行動結構亦必能有效啟發知識結構，實現中華話語之實踐之批判，形成“行者”“知者”并舉之《資本論》中華概念。

我國私立醫院已經占64%，但在戰勝新冠病毒疫情中所起作用甚小，只治愈了1400余人，僅占治愈病人2%，其余98%病人都是公立醫院救治的。武漢當地私立醫院占72%，公立醫院過少，是造成武漢疫情泛濫的重要因素。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生產的內容與社會形式、生產、經濟、生產關系、經濟關系以及商品經濟、資本主義經濟理論中的價值、貨幣等概念，都是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盡管這些概念很抽象，不易理解，不如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形象的比喻：如黑天鵝、灰犀牛、陷井等容易被人們接受，也不如以線條表現的曲線好觀察，但是，作為一門學科，就必須有科學的抽象，從不斷重復的經濟現象中抽象出本質、規律。否則，就不可能有科學的經濟學

1930年代初，杭州和上海匯聚了一批從事木刻藝術的青年，他們大多有左翼傾向，其中部分更是共青團員或共產黨員。他們直接參與了當時的城市革命斗爭，其中一部分因此身陷囹圄。獄中經歷成為他們1930年代藝術創作的一個重要主題，到新中國建立后更成為中國革命歷史圖像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中國不完善的市場經濟和不完善的民主法治的條件下，中國小學、初中的就近入學也很可能成為洗錢、洗權的工具，使社會貧富、權力分化世襲化，而那些有權、有錢人的孩子會被“認定”具有優秀的素質，占據了大學里本來屬于也許能通過考試“翻身”的窮孩子的位置。

“五眼聯盟”中道崩殂猶在眼前，“新八國聯軍”仍然固守冷戰思維，預備重蹈覆轍。種種跡象似乎向人們暗示，那個曾經在冷戰時期反共意識形態中大展拳腳的“麥卡錫主義”正在復歸。